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郭曉潔 廣州報道

日前，《粵港澳大灣區深度減排路徑和金融支持低碳經濟轉型機遇》發布。報告參與方包括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思匯政策研究所、大灣區綠色金融協會（GBA-GFA）、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HK-GFA）、中央財經大學、廣東工業大學以及中國質量認證中心廣州分中心、渣打銀行等。

(資料圖片)

報告選取了在大灣區碳減排潛力最大的三個行業——制造業、道路交通運輸業和建筑業，通過估算大灣區的GDP總量和碳強度，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估算大灣區2020—2060年間的碳排放總量，并設定了三種情景假設，即基準情景、強化政策情景及零排放情景，估算了在上述三種情景下所需的投資額。

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廣深港澳四地，人口密度大，建筑物密集，建筑行業碳減排是大灣區達成“雙碳”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報告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為了實現“零排放情景”下的目標，應在短期內提高能源效率，而從長期來看，推動電力脫碳化更有助于目標的實現。因此，報告認為應重點關注對現有建筑進行改造，提高能源效率，并在未來幾十年內建設新的綠色建筑和近零能耗建筑，提高能源效率并推動電力脫碳化。

在“零排放情景”下，建筑業投資缺口約為1500億～3000億美元，其中改造既有建筑投資缺口占比超六成。在這些投資缺口中，除政府補貼外，綠色金融，特別是轉型金融工具的支持將扮演重要作用。

人口增長推動建筑碳排放增長

報告顯示，2020年，建筑業的能源消費量和碳排放量分別占粵港澳大灣區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總量的13%和22%。而2015—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建筑的能耗和碳排放量增幅均超過30%，其中建筑能耗從2820萬噸標準煤增至3700萬噸標準煤，碳排放量也從1.089億噸增長到1.429億噸，年增長率為5.6%。

數據顯示，2014—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公共和商業建筑排放量與住宅建筑排放量占比約為6:4。因此，公共和商業建筑碳排放量是大頭，其碳排放量從6210萬噸 躍升至8440萬噸，年增長率為6.3%，遠高于住宅建筑的4.6%。

根據報告數據，在推動建筑業碳排放增長的四個因素，包括人口增長、人均面積增加、能耗強度上升及能源結構中，人口增長位列第一，貢獻了45%的排放增長量，是大灣區建筑業碳排放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

按不同驅動因素劃分的建筑業碳排放增長量（2015―2020年）

從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城市來看，由于每座城市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不同，各城市建筑業排放水平也不盡相同。其中，廣州、深圳和香港在2020年位列前三名，占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總排放量的60%

在2017—2018年間，廣州和深圳的建筑業碳排放量超過了香港。在2015—2020年期間，廣州和深圳的建筑業碳排放量年增長率分別為6.2%和6.6%，遠高于香港。

而在能源消費結構中，電力是主要的碳排放源。數據顯示，2015—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電力消費占總能源消費量的75%以上，占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碳排放總量的89%。

按燃料類型劃分的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能耗（2015-202年）

報告指出，由于建筑業的電氣化率已經很高，進一步提高電氣化率對實現碳減排的作用十分有限。如果要加大減排量，則需將發電來源從化石燃料轉向清潔可再生能源。

具體到三個主要城市來看，來自廣東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廣州市的建成區面積為950平方千米，占整個大灣區建成區面積的近四分之一，是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中面積最大的城市。因此，廣州留給公共和商業建筑擴展的面積也最大。

深圳是一個相對較新的城市，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化，80%的居民年齡集中在15～59歲。因此，深圳需要興建更多的住宅，以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目前，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深圳的人口密度僅次于香港。根據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于2021年出臺的相關政策，到2035年，深圳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將增至40平方米，對住宅和公共建筑的需求也會持續增長。

香港方面，盡管人均住宅、公共和商業建筑面積在大灣區是最小，但因為人口密度更大，且大部分建筑是高能耗的商業建筑，因此香港的建筑能耗是廣州和深圳的數倍。報告也指出，由于面積有限，人口增長緩慢，香港不太會出現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那樣的建設熱潮。

提高能源效率，推動電力脫碳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建筑領域碳減排對實現“雙碳”目標至關重要，報告對三種情景下的碳排放量進行了預測。

在“基準情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排放量將在2037年達到峰值2.34億噸，且到2060年仍將有1.23億噸排放量，遠遠落后于碳中和目標。

在“強化政策情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將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但峰值更高，為1.80億噸。與“基準情景”相比，2020—2060年期間的累計減排量將減少31%，至24.8億噸。

在“零排放情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排放量將在2025年達到峰值1.44億噸，并將在2058年降至0.1億噸以下。

與“基準情景”相比，“零排放情景”下，建筑業將在2020—2060年期間減少49.1億噸的累計排放量。

與前兩種情景一樣，廣州和深圳仍將是最大的排放源，減排潛力最大，在2020—2060年期間累計可減排

分別為11.7億噸和10.6億噸，而香港和東莞的累計減排量將分別達到7億噸和6.5億噸。

2022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城鄉建設領域碳達峰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建設重點要轉向超低能耗建筑，并最終轉向近零能耗建筑。

2023年2月，廣東省發布的《廣東省碳達峰實施方案》也提出，要從綠色建筑轉向近零能耗建筑，同時提高電氣化水平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

近年來，綠色建筑已成為主流，以廣東省為例，“十三五”期間廣東的綠色建筑占所有新建城市建筑的63%，超過了“十三五”規劃中的目標。廣東省新建綠色建筑超過5億平方米，預計到2025年，所有新建建筑都將為綠色建筑。

自2021年12月以來，深圳、中山、東莞、惠州和佛山等城市相繼出臺文件，對超低能耗建筑的目標面積進行規定。深圳在制定綠色建筑標準、目標和激勵計劃方面政策力度最大，但廣州尚未出臺專門針對建筑業的行動方案。

可以看出，從國家到地方均將綠色建筑碳減排路徑指向近零能耗建筑、提升電氣化水平及可再生能源替代現有建筑用電等。

報告也指出，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建筑電氣化率超出全國平均水平48%，其中深圳處于領先地位。由于粵港澳大灣區的電氣化率已經很高，因此短期內實現建筑領域碳減排應更關注提升能效。

具體來說，報告認為，能效對于降低建筑物的能源強度仍很重要，能效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并有可能對減碳產生很大的邊際效應。在“零排放情景”中，能效是轉型的支柱，可幫助減少16%的碳排放量。

因此，報告建議應在設計和建造階段開始前就考慮能效提升措施，使其成為限制能耗和盡早碳達峰的有力工具。

長遠來看，更清潔的電力來源將成為建筑脫碳的驅動因素，而利用可再生能源電力為建筑物供電是最有效的減排方法，僅改用脫碳化電力一項就可為粵港澳大灣區建筑業貢獻81%的潛在減排量。

由于實現電力脫碳化還需要進行電氣化改造和改用低排放燃料，鑒于粵港澳大灣區沒有供暖需求，且電氣化率很高，因此報告建議可將重點轉向利用低排放燃料發電，并利用可再生能源進行烹飪、加熱和制冷。

投資缺口達1500億-3000億美元

建筑領域的低碳轉型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報告預測，在“強化政策情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總投資缺口估計約為1500億美元，在“零排放情景”下，投資缺口估計約為3000億美元。

按粵港澳大灣區四種不同建筑脫碳路徑維度分析其投資需求發現，改造既有建筑投資缺口達2000億美元，占比超六成。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建筑領域不同路徑的投資缺口估算

報告指出，目前既有建筑改造進展緩慢。究其原因，主要有缺乏建筑能源監測和評估平臺來跟蹤歷史能源績效、住宅業主缺乏改造意愿、申請和審查過程漫長而復雜、缺乏融資來源和市場機制等。

而粵港澳大灣區既有建筑存量明顯大于預估的新建綠色建筑面積。報告假定在未來40年內，所有的現有建筑都需要進行基礎性改造。現有建筑升級改造的規模巨大，對于粵港澳大灣區建筑行業脫碳化的需求也最為迫切。

而投資缺口位居第二的建筑為新建綠色建筑，缺口達800億美元。

不過，報告假設2060年之前的綠色建筑面積為線性增長，而隨著技術的成熟，成本將出現線性下降。一旦未來所有的新建建筑都為綠色建筑，近零能耗建筑的額外成本將大大降低。對于超低能耗商業和住宅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需至少為10%，且20%～40%的增量成本來自可再生能源利用，即太陽能光伏、太陽能熱水和空氣源熱泵的使用。

根據報告數據，在將可再生能源應用于建筑方面，投資缺口約為250億美元。盡管這一投資缺口相比既有建筑改造和新建綠色建筑，規模較小，但報告仍強調粵港澳大灣區需制定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和激勵措施，政府應發放專項資金，以擴大建筑光伏一體化、屋頂光伏、空氣源熱泵和相關技術的應用。

針對上述投資缺口，報告認為，目前建筑領域脫碳資金需求主要通過政府補貼和綠色金融來解決。

報告測算，目前政府對綠色建筑的補貼只能滿足5%的建筑業脫碳化總投資需求，且由于大部分補貼都給予了綠色建筑開發，政府優先激勵建筑脫碳的決策與實際脫碳潛力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此外，很多補貼僅限于“示范項目”。由于補貼計劃的范圍有限，影響力也很有限。

因此，需要通過綠色金融，特別是轉型融資工具來解決建筑行業脫碳資金需求，包括通過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利用脫碳化金融工具擴大綠色改造的規模、實施有效的綠色改造合同能源管理（EPC）商業模式、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采用綠色保險機制解決期限錯配問題、進行科學的運營評估和能源數據披露、擴大對國際綠色建筑認證的認可，以吸引國際資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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