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前，當電子游戲最初進入中國城市時，其功能描述與場景刻畫多以負面形象出現。關于游戲行業的社會正當性問題，一直受到傳統觀念和社會輿論的挑戰。但如今，隨著游戲行業發展的不斷規范化、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社會觀念的更新迭代，游戲早已“出圈”，成為覆蓋全年齡段受眾人群的新型媒體。游戲設計深刻地與真實的社會文本、歷史敘事、情感記憶相互嵌入，成為高度互動的敘事媒介，也讓我們對游戲的社會功能拓展充滿了全新的想象。

事實上，從電子游戲行業誕生開始，其獨特的人機互動和跨媒體敘事能力，使其成為了獨具魅力的國際傳播媒介，也蘊含著設計者的世界觀設計和價值觀輸出。早期歐美設計的戰爭類游戲往往是冷戰時期國際關系的產物，一些暢銷全球的二戰題材游戲往往成為歷史價值觀的再現，成為對青少年二戰歷史觀塑造的重要媒介。即便是休閑類游戲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國家文化符號，如超級馬里奧這個由日本人設計、留著墨西哥人胡子、說著意大利口音英語的水管工，也借著日本游戲行業在北美市場的拓展，成為全球共同的文化符號，并在里約奧運會閉幕式上成為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的超級案例。

在中國，頂級電子競技比賽落戶2008年北京奧運會主體育場國家體育場“鳥巢”進行，無疑具有里程碑的象征意義;中國電子競技戰隊在全球賽事中奪冠引發年輕人歡慶，成了新一代年輕人的“女排時刻”;中國互聯網公司也正在嘗試依托游戲文化的流行，結合現代科技手段，以創新的方式促進網絡文化符號與文化傳承、實體經濟、國際傳播結合，以線上線下結合、多形態交互敘事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

游戲可能成為承載“中國故事”的全球傳播媒介，是因為其獨特的技術和文化屬性。首先，傳統意義上包括電影、電視劇在內的文化產品“出海”常常面臨“文化折扣”的挑戰，即他國受眾很難認同特定國家文化產品的風格、價值觀、信仰、歷史、神話和行為模式等文化差異，以至于對內容的理解和接納“打了折扣”。而游戲由于其高度的主觀代入感和沉浸式敘事能力，更可能在其設計中既充分利用本土文化符號，同時汲取多元文化價值，打薄原本堅硬的東西方文化折扣，成為新型的跨文化傳播平臺。

其次，游戲可以成為多方共同參與共創的互動性敘事文本。傳統觀念認為，游戲是高度個人化的、宅的、與世隔絕的，阻止了玩家自主建構真實社會生活的意義。事實上，玩家是在具體的社會情景和個人境遇中建構游戲的社會意義，因此游戲行為應該是“親社會”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交基因的融入，使游戲成為了打通虛擬和現實社會文本意義空間的橋梁。無論是親朋好友、職場同事等熟人社交，還是弱鏈接關系，都可以通過游戲內的社交和合作關系得以強化，這些都說明，游戲敘事內的個人經驗和真實社會互動不但不是零和博弈，反而更有可能成為相互滋養的正向關系。

第三，從國家層面來看，亟須將游戲、動漫等青年文化中的視覺符號納入國家形象建構體系，作為重要的傳播抓手。超級馬里奧的誕生和傳播與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緊密相關。此后，日本政府開始將包括卡拉OK、動漫、文學、飲食、建筑、服裝、劍道、插花等文化形式的傳播作為塑造其國家形象的重要渠道。而從說意大利口音英語的水管工到東京奧運會的文化符號，馬里奧在40年的時間中，成功地書寫了電子游戲形象融入國家乃至人類文化敘事的一個典范，也為我們探索游戲設計和國家敘事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案例。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

標簽： 游戲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