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秋節“天降大瓜”的吳秀波人設崩塌、出軌事件，在上周有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進展。曝與吳秀波婚外情7年的陳昱霖被吳秀波指控敲詐勒索，于11月5日被警方帶走。而陳昱霖父母稱這一切都是吳秀波的圈套。

周一商量選題時，跟編輯提及周末有一熱點仍在討論之中：吳秀波事件與“大房教”。編輯的回答讓人忍不住為他單純的腦回路鼓掌：“大房教?是說相親要有大房子嗎?”

“大房”當然不是“大房子”的意思，而是“正室”“正妻”之意，“大房教”信徒指的是那些站在正妻立場攻擊第三者的人們。網絡造詞之風將這一司空見慣的現象再次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此番討論始于吳秀波事件，因編劇六六的發聲而“燎原”。

截圖來自六六的微博。

六六在這條微博之下回復網友評論道：“倆人今天下場就是活該……”“那時候三觀不清，現在來裝可憐。他閨女傷害人家正室這事，就算過去了是吧?”此后，六六還撰文談及“大奶”和“小三”的區別，簡單來說就是正妻真心為丈夫，第三者為錢。

“大房教”言論在中國當代婚姻輿論場中相當常見——“小三”作惡，有任何惡果皆為自作自受;“正室”利益不可侵犯，打“小三”具有天生的正當性。在吳秀波事件中甚至上演到無視法理的程度。而這套流行話語體系所隱含的權力關系更是令人心寒，令人不禁想發問，為何到今天，還會有女性以“正室”身份為尊?

“大房”

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殘留物

雖然一夫一妻制已經施行多年，“正室”“大房”的提法依然普遍存在。話語即權力，“大房”話語背后的權力分配，與醞釀該詞的中國古代婚姻家庭制度有無法割裂的關系。

《中國婚姻史》，作者: 汪玢玲，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

據汪玢玲《中國婚姻史》考證，中國母系社會時代主要的婚姻形式為“雜婚”和“血緣婚”。“雜婚”是最原始的婚姻形式，即無視血緣關系隨意發生性關系;“血緣婚”指同輩兄弟姐妹之間可以結婚，隔代之間不可，在“血緣婚”制度下，男男女女都過著“多夫多妻”的生活。

兩種婚姻形式都可以從神話傳說中找到蹤跡，“感天受孕”體現雜婚制度;伏羲女媧兄妹結合，體現血緣婚制度。上圖為伏羲女媧圖，蛇尾象征交媾。女媧手執用于研究天象歷法的“規”，一種說法稱早期歷法設立與女性經期有關;伏羲手執用于丈量土地的“尺”。

母系社會逐漸向父系社會過渡時期，出現了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的婚姻形態，即“多偶制”。此時普遍存在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的情況。慢慢地人們發現氏族內長期通婚，生下的后代不夠健康，所以男子需要到其他氏族獲得妻子，獲得的方式為“搶”或者“買”。這樣得到的妻子，通常只有一位，故出現了一夫一妻的“對偶制”。“對偶制”的一夫一妻，全然無當代婚姻的半分平等。女子是父母的財產，被“買走”或者“搶走”之后，是丈夫的財產。

據汪玢玲的婚姻史研究，父權制萌芽與對偶制幾乎同時產生，丈夫擁有財富，需要有明確的繼承者，因此妻子要嚴守貞操。丈夫的地位被無限推崇，如《儀禮》所言：“夫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為了承認丈夫的地位，還存在過一種叫“產翁制”的民俗，即女子生產后會被趕下床鋪干活兒，丈夫躺在嬰兒身邊裝孕婦接受鄰里道賀。

美劇《使女的故事》中，作為繁衍工具的使女生產時，主人家的妻子會同時假裝生產。這種生產儀式與產翁制異曲同工。

在奴隸社會階段(夏商時期)，一夫多妻是少數奴隸主的特權。此時母系社會的影子還沒有完全消除，商朝的部分婦女仍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如女軍事家婦好。但到了周朝宗法制建立之后，女性徹底失去了母系社會時擁有的地位。宗法制下的婚姻為了穩定財產繼承制度，開始劃分妻妾，只有正妻嫡子有繼承權，妾的地位如同奴仆，家庭等級秩序就此形成。對女子貞操的要求也逐漸確立。

后來封建社會的婚俗無論如何演變，女性附屬于男性的地位、妻妾地位差距幾乎沒有改變過。古時如果丈夫無視妻妾的秩序，還會觸犯法律。如《漢九律》規定“亂妻妾位”屬于犯罪，清朝法律規定“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

那么“大房”“二房”的劃分是從何而來的呢?這與古代建筑格局有關。“大房”為正妻所居，多在宅邸東側。“二房”“三房”即為妾，但封建時期法律會限制男子納妾數量，如《紅樓夢》中的賈政按地位只能納兩個妾，這樣一來妾室也有了地位高低之分。“二房”可以和“大房姐妹相稱，地位略低于正妻，如嫁給賈璉的尤二姐;姨娘地位要差得多，如趙姨娘;通房丫頭則連妾的名分都沒有。

由此可見，“大房”“正室”等詞誕生的歷史背景賦予了它尊貴的含義，在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之下，“大房”意味著正統，意味著掌管妾室和家務的權力。“大房”同時也是家庭穩定的維護者，是秩序的象征，這些又反過來加強了“大房”地位的合法性。

“小三”與“渣男”

現代婚姻制度失敗的產物？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2018)劇照。

在近期熱播的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揚州通判盛纮在家“寵妾滅妻”，讓妾室掌握管家大權，這在封建社會發生的可能性很低。在古代社會背景之下，是不存在“小三”和“渣男”一說的，有的男子雖然在外養“外室”(與男子同居但無任何名分的女子)，會被家族認定為奇恥大辱，但“外室”的地位比“妾”還要更低微，不足以與“妻”抗衡，“妻”也沒有資格問責丈夫“渣”。

所謂的“第三者”，是現代一夫一妻制的產物。而一般認為，受文化影響，男性出軌的概率要高于女性，“小三”和“渣男”的說法應運而生。五四運動之后，全國上下提倡婦女解放、自由戀愛，沖破傳統禮法的西式婚姻締結制度讓某些遺老們氣得直道“人心不古”。但當時以愛情價值為先的戀愛觀，隨著社會的發展還是回歸到“門當戶對”的婚姻之中，我們需要無奈地承認，家庭依然是生產功能為先，情感價值隨后。現代一夫一妻制一方面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因為更為自由的制度，為婚姻的不穩定性埋下了種子。

如果封建遺老能活到今天，也許會氣得吹胡子瞪眼，禮教森嚴的時代，“外室”怎么可能與妻子一爭高低，甚至趕走妻子取而代之?而現代婚姻制度下一切都成為了可能，“外室”擁有了新的名字，好聽點的叫“情人”，中規中矩的叫“第三者”，難聽點的叫“小三”“二奶”。

一種流行觀點認為，“第三者”是現代婚姻制度失敗的產物。記得大學時上小說鑒賞課，老師說你們都還年輕，所以對忠貞的愛情還抱有幻想，然而人到中年，出軌是一種很正常的欲望。她舉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帶小狗的女人》為例，兩個普通人發生了婚外情，與虛偽的社會相比他們的感情是發自內心的，二人頭一次體會到“愛”的滋味，同時也為此苦惱——

他們覺得他們的遇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他們不懂為什么他已經娶了妻子，她也已經嫁了丈夫……他們商量了很久，講到應該怎樣做才能擺脫這種必須躲藏、欺騙、分居兩地、很久不能見面的處境。應該怎樣做才能從這種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呢?

“應該怎樣做?應該怎樣做呢?”他問，抱住頭。“應該怎樣做呢?”

《情婦：關于女性第三者的歷史、神話與釋義》，作者: 維多利亞·格麗芬，譯者: 張玞，版本: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02年1月1日

“第三者”是現代婚姻制度的犧牲品，外遇的出現是因為婚姻中出現了問題——缺乏交流、持續爭吵，而情人(且多為情婦)成為了“替罪羊”。這是維多利亞·格麗芬在《情婦：關于女性第三者的歷史、神話與釋義》中引述的觀點。在前幾年大火的日劇《晝顏》中，我們也能看到此類觀點的痕跡。家庭主婦笹本紗和與生物教師北野裕一郎陷入婚外戀中，二人的婚姻均出現了問題，后來女方成功離婚，男方因為妻子過于強勢無法離婚……當年追劇時在網上經常能看到類似的留言：“三觀被刷新了……”“為什么我會被婚外情打動……”

日劇《晝顏》中上戶彩飾演的笹本紗和與齋藤工飾演的北野裕一郎。

然而“第三者原罪論”支持者在此堅持捍衛婚姻的穩定性，認為《晝顏》之類的作品美化婚外情、用“真愛”為偷情洗白。他們厭惡這種真愛至上不顧家庭倫理的價值輸出，厭惡打著純愛的幌子來掩飾內心的怯懦。每個角色都沒有擔當，既沒有勇氣徹底離婚與愛人在一起，也沒有足夠的責任感維持家庭關系、對伴侶負責。

從中不難看出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存在的情感自由與穩定性之間的矛盾，當出現問題之時，是選擇自我還是選擇責任。所以與其說“第三者”是現代婚姻制度“失敗”的產物，不如說它是自由婚姻制度“不穩定性”的見證者。

而婚姻不穩定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上文提及對“愛”的需求之外，還有很多原因與“利益”二字捆綁。后者也是很多影視劇著重呈現的對象，如今天成為網絡表情包素材庫的《回家的誘惑》。

《回家的誘惑》(2011)劇照。男主洪世賢被戲稱“史上活得最清新的渣男”。

“大房”打“小三”

以“正室”為尊的心態背后，藏著什么？

在“大房教”話語體系下，兩種婚姻體制的產物發生了正面沖擊：“大房”作為傳統秩序的代表和家庭穩定的象征，對自由婚姻制度下誕生的不穩定因素代表“第三者”發起攻擊。這場攻擊也體現了現代婚姻體制內，自由與穩定性的矛盾之所在。

它表面上維護的是現代婚姻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維護妻子的正當權利，但這恰恰是妻子與丈夫地位不平等的體現。

如果夫妻雙方地位是平等的，那作為破壞婚姻契約的過錯方，丈夫才該是直接責任人，妻子應該向丈夫追責，而不是“喊打小三”。而以“正室”自居、為不擇手段打“小三”賦予正當性的話語背后，是妻子將自己的身份價值依附于男性的結果——守住“正宮”之位，守住賦予自己“正宮”地位的丈夫，是妻子的“天職”;丈夫再“渣”只能在家里收拾，不能離婚便宜“小三”……

以“正室”身份為尊，對“小三”窮追猛打，“大房教”式女權所維護的女性權利，本質上是男性所賦予的。就像甄嬛走向高位利用的是皇帝的權勢;《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的庶女費盡心思嫁入豪門，成為伯爵府嫡子正妻，所獲得的地位是丈夫給予的……在這些劇目中，女性之間爭勇斗狠，萬般算計。如果說宮斗劇、宅斗劇是受歷史限制，展現男尊女卑社會之下女性的無可奈何;那在早已實現一夫一妻制的現代社會仍然上演“宮斗”“宅斗”戲碼，以獲得最終勝利、守住丈夫為榮，是否意味著有很多人的精神與思想，還殘存于古代?

當婚姻出現問題時，“大房教”信徒所反思的不是感情本身，而是將矛頭指向“第三者”，以維護婚姻的穩定。這種穩定是一種虛偽的穩定，貌合神離的穩定，并且是以犧牲個人生活質量為代價的。這在現實中有太多例子了，如“且行且珍惜”夫婦。

與對“小三”態度相對應的，是社會對“大房”的要求。“大房”要有“大房”的范兒，要鎮得住家，退得了小三，守得住丈夫，在丈夫出事的時候要維護夫妻二人的體面和尊嚴。

《鄙視》作者：(意)阿爾貝托·莫拉維亞，譯者：沈萼梅、劉錫榮，版本：譯林出版社2014年2月

也許“大房教”的存在，正印證了婚姻制度與社會經濟制度千絲萬縷的聯系。女性將自己困于婚姻之中，通過打“小三”泄憤，卻不與出軌男性正面相抗，不直面自己的感情困境，實在是有太多無奈——維持家庭穩定和養育下一代的責任壓在肩頭，如何能隨自己的意愿，說離就離呢?只能退而求其次，打退小三，穩定婚姻。

可是當代女性，真的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在英劇《福斯特醫生》中，發現丈夫出軌的女主角也經歷了一番“惡戰”，她收集證據、分割財產、在第三者的父母面前揭露一切。在第一季的最后場景中，女主角看著前夫與他的新婚妻子，露出了釋然的微笑;廣場上有人突發疾病，身為醫生的女主角緊忙前去救治……結尾一系列慢鏡頭不如很多電視劇“爽”，但它體現了現代女性面對出軌的一種積極的解決思路——女性的價值從來不是被男性所定義的，可以從職業中獲得;婚姻的目的不是留住丈夫和維持穩定。

而對于那些傷害你的人，窮追猛打何嘗不是對自己的二次傷害?就像電影《消失的愛人》中，女主為懲罰出軌的男主自導自演了一場綁架案，最后將丈夫留在了身邊，卻永遠過起了人前恩愛、私下兩相無言的生活。

美劇《消失的愛人》(Gone Girl2014)劇照。國內曾出版原著中譯本《消失的愛人》(譯者：胡緋;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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